地理环境不但深刻地影响人类物质文化的特质和风格，也在精神文化各个层面留下深深的印记。岭南处于独特的历史地理位置，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有悠久的对外开放历史，自古就有来自中原地带的不断移民，明清以后又出现了澳门和香港等特殊地域，成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地。

　　近现代岭南文化在上述背景下，具有了多元的形态，即以汉文化为主体，南越本土文化为基础，并吸收了海外文化而形成多元文化体系。该体系虽然有粤、闽、客三大民系的文化特质，但按地域结构主要有几大板块，大体可分为粤东、八桂、港澳及海南等几个子文化，而以粤东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及港澳文化为主体。

　　岭南文化内部各板块的关系是不对等的，虽是同一地理单元，但政治、经济、文化都以珠江三角洲为龙头，形成穗、港二元中心。广西是粤港澳的第一腹地，20世纪30年代中期，广东移民（土白话人、客家话人、潮汕话人）至少占广西总人口的1/2以上（黄滨著《近代粤港客商与广西城镇经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粤港商人遍布广西，故有“无东不成市”的谚语。

　　近现代岭南文化的特质是海洋文化居于主流地位，如地处沿海的广府文化、潮汕文化最具代表性，港澳地区的文化更是如此。港澳文化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是一种中西混合或并存型文化，其与粤桂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文化特质仍是中华岭南文化。但不可忽视的是，比较传统的农耕文化，在内陆的客家地区、粤北山区和广西、海南岛等地，仍占据主导的地位。

　　近现代岭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结合的结晶，如前者内涵中乡土、血缘、群体、正统、大一统等观念，后者中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包容、趋利务实、竞争、开放、四海为家等观念，都得到了充分地展示。

　　商业文化是岭南文化中相当重要而最具特色的部分，包含了洋务文化、买办文化、商业文化、华侨文化等方面的丰富内容。近现代岭南商业文化的主要载体是粤籍商人，其构成在地域上有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板块，在形态上有粤地商人、外地粤商、香港粤商及国外粤商等四类。他们在吸收外来因素的同时又保留了自身的传统，形成了独特的企业文化，而不是简单地照搬外国的东西。在社会关系网络中，表现出和睦友爱、守望相助、重礼尚义的人文精神。由此而促成了岭南商业文化的多方面和多层次，体现出一种典型的中西融合特色，其内涵具有开放、交融、包容之态度；变革、创新、进取之气质；诚信、团结、凝聚、讲义气的观念；先进的经营理念，精明、灵活的作风；趋利务实、讲求实效之理性；合作互助、联号经营、编织经销网络；爱国爱乡、热心社会慈善福利事业等，故能汲取国外先进的物质文明，同时又对内产生较强的辐射力。

　　近现代岭南政治文化的代表有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领袖洪秀全，洋务运动的重要人物唐廷枢、徐润、郑观应，资产阶级变法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等。

　　岭南移民文化自古有北方人口的南迁，直至当今全方位的所谓“孔雀东南飞”。有连续不断地大规模的向全球移民和回归，移民文化中的中西融合特色浓郁，岭南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侨乡。典型的移民城市前有香港，后有深圳，形成别具一格的特区文化。

　　近现代岭南文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主要表现在：具有先进性，形成向北辐射的格局，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中，都提出了新的思想武器，既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又是当代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具有创新性，在政治、经济、思想、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开风气之先。尤其是广东，因受西风熏染较早和毗邻港澳，商品经济因素活跃，在近代观念传播和发展实业方面有着先天的优势。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新事物、新观念转入香港，很快即被粤人感知，并传递到内地，引导时代潮流，形成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两广的“模范省”建设都曾名噪一时；具有开放性，岭南商业文化是近代中国商业文化的主要源泉之一，富有海洋文化的特质，崇商重利，冒险进取，内外开拓。近现代岭南商业文化对内产生辐射力的重要原因在于粤籍商人的实力，以粤港华资金融为核心的“华南财团”财力雄厚，外地粤商社团组织活动能量相当大，不论是对先进的大都市上海，还是内地一般城市，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引领新潮，开风气之先，强调“实业救国”的爱国理念，创办的大量企业成为所在地粤商经济力量的一种象征；与孙中山等民主革命派关系密切，是近代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中最重要的势力之一；适应性强，融合与扎根于各地，所创建的各类企业、培养的各类人才、新产生的社会习俗等，丰富了所在地的文化内涵，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亦遗留了宝贵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财富；香港、澳门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在华侨华人活动、海外移民及中外贸易等方面，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自近代以来，在我国历史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岭南文化都持续提供资源，给后世遗留了大量有形和无形的文化遗产，这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去发掘、传承和发展。